复议机关亦被讥讽为维持会。
从上述规定来看，《行政诉讼法》显然将行政规定排除在法院的审判基准之外。该项主张涉及的法律依据包括： 《城市规划法》第32条规定。
这一初步的结论说明，受案范围的排除与司法审查的范围之间不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陈淑芳：行政规则之法律性质，《月旦法学教室》2005年总第31期。两者之间属于相对独立的复数行政活动。所以，尽管法院在具体个案中通过间接附带审查的方式赢得了对作为依据的城乡规划方案是否合法的评判空间，这种评判也只能是基于个案案情的有限审查。这就隐含了法院对具有行政规定性质的城乡规划方案的审查权限。
既然各阶段皆具处分性的多阶段行政行为追求的是一个共同的法律效果，那么否定先行行政行为的可诉性，在后续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中一并审查整体行为，无疑就是一种最为经济的诉讼模式。但在以下两种情况下存在例外： 1.当先行行政行为属于《行政诉讼法》第12条第（四）项规定的法律规定由行政机关最终裁决的具体行政行为时，立法机关在设计制度时考虑行政与司法之间的分工，不得因多阶段行政行为的救济被突破。实践中不少高校脱离国家法，对学生制定过重的惩戒规则，严重侵犯了学生的合法权益。
[21]法律规范之间之所以会存在等级关系，原因在于各种法律规范的创制主体存在等级性，较高层级的创制主体调整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事项制定法律规范效力就高，较低层次的创制主体调整社会生活中的次重要事项制定法律规范效力则低。在该领域，行政机关基于专业知识和经验，以及更接近具体问题，享有判断余地，法院对该领域的行政决定只能行使有限的司法审查权。一方面，一些高校在制定自治规则的过程中，没有创建与成员有效沟通、对话的平台或渠道，致使利益相关者根本没有机会表达意见，规则往往由少数人决定，表现出明显的参与缺失。（二）内容不与国家法相抵触。
（一）《行政诉讼法》的明文规定 《行政诉讼法》第32条规定：被告对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为使法院避免过早地对不确定的问题进行裁判而陷入抽象的行政政策争论，也为了保护行政机关相对于司法机关的独立性，成熟原则要求，被指控的行政行为只有对相对人产生了实际不利影响并适于法院裁判时才能接受司法审查。
[32][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林荣远 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78页。司法审查不探索决策者的思维过程是美国行政法上的重要原则。但是近年来频发的纠纷暴露出高校自治规则存在诸多缺陷。[12]虽然我国没有判例法制度，但最高人民法院作为国家最高审判机关，其判决对于地方各级人民法院都具有指导意义。
进入专题： 高校自治规则 司法审查 大学自治 。另一方面，尽管有的高校也会在形式上为师生提供参与制定自治规则的平台，但参与的实效性则因为意见反馈机制的匮乏或其他人为因素而大打折扣。[29]王名扬：《美国行政法》，中国法制出版社1995年版，第507-508页。[7]赵清林、杨小斌：规范性文件依据也是行政诉讼证据，载《行政法学研究》2002年第3期。
高校自治规则接受司法监督，不仅符合《行政诉讼法》的明文规定，也是司法终极性原则的必然要求，更是司法介入高校内部治理的应有之义。[19][德]哈特穆特·毛雷尔：《行政法学总论》，高家伟 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15页。
[33]实现高校依良法自治，法院应不仅能够审查高校的具体管理行为，而且也能审查高校自治规则。《高等教育法》第32条至38条集中规定了高校的11项自主权，包括：制定招生方案、调节系科招生比例。
[15][美]约翰·S. 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王承绪等 译，浙江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8页。田永继续以在校大学生的身份参加学校组织的活动，并完成了学校制定的教学计划，学习成绩和毕业论文均已达到高等学校毕业生水平。1941年的第四摩根案中，地区法院为了审查农业部长的限价命令是否合法，要求部长说明制作命令的过程。厦门大学则认为，原告认为《厦门大学法学院2005年国际法学专业博士生录取的指导教师及专业方向调剂办法》（以下简称《调剂办法》）是法学院公布的2005年博士生招生的录取规则，这是错误的。自治性要求大学有权在其自主事项范围内制定自治规章，在一定程度上独立于议会立法和和教育行政机关的法规命令，甚至在某些事项上享有‘绝对规范自主权，[18]但不得逾越法律保留的范围。对举办者提供的财产、国家财政性资助、受捐赠财产依法自主管理和使用。
教育领域的考试决定因涉及专业学科及教学上的判断，具有不可回转性，事后进行司法审查缺乏对其他考试参加人成绩的比较，被认为属于行政机关的判断余地。学校如何规定自己学校学生的质量和水平，不是司法审查的对象。
由于很多情况下，具体行政行为是根据抽象行政行为作出的，不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则无法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 【摘要】高校自治规则接受司法审查，不仅符合《行政诉讼法》的明文规定，也是司法终极性原则的必然要求，更是司法介入高校内部治理的应有之义。
甘不服，提起行政诉讼。[30] 不予适用的缺点在于，会允许违法的规则继续存在，有损害更多人合法权益之虞。
[23] 对高校自治规则而言，在高校没有作出具体决定并开始执行之前，问题没有具体化，尚未发展到成熟阶段，不适宜司法裁判。参与是当事人主体性的体现，说明理由则要求在对当事人作出不利决定之前，必须听取当事人意见，不能剥夺当事人的申辩权利。（二）内容违背国家法 有关给予学生不利处分的规定，高校自治规则一定不得重于法律、法规和规章的相关内容。但是，北京科技大学没有直接向田永宣布处分决定和送达变更学籍通知，也未给田永办理退学手续
从这个事例中我们可以看看分配正义是如何进行的。等待时间也是作为一个因素之一，但还有其他一些因素的介入。
有些医生提出疑问，这名女生刚转入医院，等待时间不长，另外她病情危重，移植后生存几率也不高，为什么系统要将她排在第一位？如果有两个病人，一个不做手术7天内会死亡，手术后，存活一年的几率也只有50%;但另一名病人，如果不移植还可以等半年，移植后存活一年的几率是90%,那器官应该给谁？江文诗说，这是一个伦理学的争论。这是一种自然法（上面的材料也讲到了，美国曾将等待时间作为唯一标准，产生的结果是，等待者名单无限膨胀，也同时带来了不公平）。
两个人都受了伤，都有被救的权利。专家认为，建立完善的器官捐赠体系，是改变器官移植乱象的一条根本出路。
对此，江文诗解释说：美国曾将等待时间作为唯一标准，产生的结果是，等待者名单无限膨胀，也同时带来了不公平。[2]吴鹏：《捐献器官该分配给谁》，载《新京报》2012年2月6日第A14、A15版。尽管如此，他（布洛克）还是认为道德上允许的生命损害对受害者来说也必须是公正的。在器官供求严重失衡之下，一些等不到器官的患者不惜通过黑市购买器官，导致地下器官买卖利益链的形成。
此前，研究者结合多个国家的经验，结合中国国情，最终制定出器官分配政策和分配原则。[1] 2.最早使用分配系统进行器官移植的个案 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是最早使用分配系统进行器官分配的移植医院。
但因司机伤得比较重，消防队员决定先救司机。其他的因素是什么呢？按照材料中所介绍的，影响匹配名单排序的因素，以肝移植为例，依次为地理因素、年龄因素、医疗紧急度评分、血型匹配、器官捐献者及其直系亲属的优先权和等待时间。
琼斯是A组的唯一成员，需要全部的资源来维系生命，而B组的成员布朗和布莱克每人仅需要一半医疗资源来维系生命。另外，为了保证公平，在系统分配器官时，一些特殊因素也考虑在内。
